一座位于上海闹市区的百年花园洋房，历久弥新，市值过亿。祖辈留下遗愿，让后人变卖房产投资创业。然而，继承人商议十余载未达成析产共识。于是，这宗裹挟“大宅门”三代人数十载恩怨的官司打到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

  都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更何况，这起案件涵括了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、代位继承、转继承等诸多复杂的法律关系，还涉及遗嘱中剥夺继承权条款是否有效问题。案件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没有让上海一中院的法官却步，经过历时一年半抽丝剥茧、层层突破的“越洋”调解，法官厘清各方意见，理顺所有继承法律关系，最终顺利将争议房屋变现，合理处理了这起高达1.27亿、16名继承人纷争十余年的遗产风波，让散居于世界各地、几近剑拔弩张的家族后人重修旧好，握手言欢。

  【诉讼前】

  百年洋房枉自蒙尘

  2012年4月17日，记者随同上海一中院的法官叩开了大门紧闭的上海愚园路699号院。这个从外面看来高墙深院、树荫将建筑遮挡得不露真容的私家花园，就是历经百年沧桑的严家花园。

  始建于20世纪初期的严家花园，是一幢欧式三层独栋花园洋房，1940年被大隆机器厂创始人严庆祥买下。严家花园占地面积达5700余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，花园面积约4900平方米。洋房为平瓦陡坡屋面建筑，干粘鹅卵石外墙，南侧阳台上有落地长窗，木扶手楼梯，卫生、煤气、水电设施齐全。宅前是一片林木繁茂、细草如茵的大花园，南向有两棵百年香樟。

  虽处上海闹市，但严家花园经年深宅紧锁，外人难窥真容。能历经世事更迭而独享其宅，这在偌大的上海滩确属难得。据知情人称，严老先生是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著名企业家，与荣毅仁齐名，社会关注度、知名度颇高，严宅客厅内曾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所书“博爱”和“后来居上”的手迹及宋庆龄亲笔签名照片，还曾挂有章太炎、黄炎培等人的墨迹。

  数十年来，严宅虽未易主，但严家后人大部分已移民海外，无心维持偌大的房产。上世纪90年代，因年久失修，缺乏专职园丁打理，花园已杂树丛生，枝叠叶密，不复开敞之园景，灰旧的洋楼也如陷丛林杂柯之中。曾经的严家花园虽坐拥数千平方米大宅院，但只剩空壳枉自蒙尘。

  可惜，高墙深宅的嬗变更迭，全不如外人想象的那般繁华依旧。

  16位后人共继房产

  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严庆祥老先生突然过世，生前未留下任何遗嘱。1994年11月，其夫人李蕙君女士也去世了，她在生前曾留下一份遗嘱，就如何处置自己名下财产做出要求，她期望各继承人将严家花园洋房变卖后合资开办一家企业，重振严氏家业。严老太太在遗嘱中明确提出：“如有继承人反对或阻碍洋房出售，都违背我的意愿。如出现这种情形，则取消其继承权或受赠权。”

  严家人丁兴旺，老夫妇共哺育了7个子女，分别是严达、严道、严遂、严圭秋、严国泰、严德泰、严云泰。其中，五子严国泰于1968年去世，身后留有三个女儿。长子严达于1991年去世，留有其妻廖有庆及一子二女。次子严道于李蕙君去世后不久离开人世，其妻张美珥及一子三女自然也是严家的继承人。如此拢拢总总算下来，这套花园洋房在严老夫妇身后共有16位继承人。

  遵照李蕙君女士变卖房产的遗愿，大部分严家继承人同意委托老七严云泰去操办此事。

 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老七曾找到一位日本买主，对方愿出价1000多万元买下这套房子。可老五家的三个女儿以售价太低为由，不同意出售房子。

  售价之争或许只是表象，触发矛盾的真正原因，是老五家的三个女儿对各房继承份额相差之悬殊颇多微词。不仅如此，李蕙君老人去世后，老五家的三个女儿作为代位继承人于1996年诉至上海一中院，对遗嘱的真伪提出质疑，要求法院确认遗嘱无效。后经上海一中院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、二审，均认定李蕙君遗嘱真实有效，驳回了三姐妹的诉讼请求。

  协商十载诉至法院

  拿到法院认定遗嘱有效的判决，老七严云泰又多次组织召开家庭会议，协商出售房产事宜，但老五家的三个女儿始终没有扭转态度，出售房产的事几经反复，一直难以付诸实现。

  家族析产纠纷起起落落，一拖就是十年之久。

  2006年10月11日，老七严云泰、老三严遂、老六严德泰看到靠家族内部力量确已无法解决矛盾，遂将老五家的三个女儿起诉至上海一中院，以这三姐妹违背了李蕙君老人的遗愿，“阻碍洋房出售”为由，要求剥夺她们的继承权，并赔偿老七支付给日本客商的违约金等130余万元。

  随后，家族其他10位继承人也陆续被追加为原告，但他们的立场与三原告有所不同，这10位继承人均同意出售严家花园，但不同意剥夺三姐妹的继承权。对于严遂、严德泰、严云泰为操持继承事宜所花的费用，他们同意在房屋出售款中予以扣除。

  得知被叔父们告到法院了，三姐妹先后表示，希望房产能在法院的组织下出售，但坚持要求应分别按照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的程序来继承严老夫妇的遗产。

  而此时，一个叫李国安的人，也向上海一中院提交申请，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严家花园继承案的诉讼。半路杀出来的李国安称，她因深得严老太太的信任，受老人生前之托，为帮助严家后人执行遗嘱做了大量工作，她要求所有继承人共同支付其为严家继承事宜先期花费的总计30万元人民币。散居海外及香港、台湾的严家各继承人，承认李国安为解决他们的财产分割做了不少事，但希望她作为参与诉讼的第三人，能拿出花费清单为凭。

  【诉讼中】

  梳理案件九大难点

  “也许是种巧合，这起案件是我在一中院办理的最后一起案件。”案件主审法官王茜说，接手此案时才29岁，但已经在上海一中院办了5年民事案件。2009年，王茜作为优秀的年轻法官被选调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。

 “从2004年到2009年，我办理的案子没有被发回改判的，对此我也是蛮自豪的。”身着便装的王茜就像个邻家女孩，但谈起办案，她的自信会在不经意间流露。

  按照王茜一贯的工作方式，每接手一个案件，她首先要对案件进行分析，“一个案子如果要调解的话，前提是我知道该如何判，心里有这个底我才会考虑如何去做调解。”王茜说。循着这种思路，王茜先对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梳理，总结出此案的九大难点。

  难点一：从法律关系上看，这起案件涉及到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、代位继承、转继承等，还牵扯到遗嘱中有剥夺继承权条款的问题，几乎包括了继承中所有的法律关系，可谓错综复杂。

  难点二：案件中一共有16位继承人，其中仅有1位现仍居住在上海，其余均旅居海外，联系当事人非常不便利，法院处于被动局面。

  难点三：因当事人之间矛盾已久，尤其是对于被告三姐妹是否应被剥夺继承权，争议较大。在首次召开预备庭时，当事人即在庭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，亲情荡然无存。

  难点四：追加的10名当事人虽然并不要求剥夺三姐妹的继承权，但对老七等三原告极其不信任，均不同意原告提出的采取拍卖方式出售房产的建议。

  难点五：此案还有第三人李国安要求参加诉讼，作为家族中的联系人，其在早期为家族成员处理继承事宜于世界各地奔波，有一定的支出，但并没有留存证据，一些继承人对于李国安要求支付30万元的主张持有异议。

  难点六：当事人均要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将房屋变现，以分割售房款，但一方面法院在处理该类问题上并无经验，另一方面由于该房产位于上海市中心，占地5000余平方米，市场估价至少1亿元以上，又是历史保护建筑，变现难度非常大。

  难点七：经过追加当事人、涉外送达，已经耗去了较多的审理时间，而有的当事人年事已高，有些还患有疾病，如不抓紧妥善处理案件，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当事人离世，则程序上又要追加新的继承人，会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。

  难点八：老六严德泰的孙子自小父母离异，且父亲早逝，母亲改嫁，其一直居住在该房产内，并擅自破墙搭建，出租给案外人开店，破坏了房产的整体性，其他当事人对此意见很大。

  难点九：这套房产中尚有案外人的户口，如不能及时迁出，很可能影响买家购房意愿。

  确定调解基调

  此案当事人的亲属中有位台湾东吴大学的法学教授，在上海一中院首次开预备庭时，他看到主审法官王茜，第一感觉竟是这个案子没希望了。“大陆的法官怎么这么年轻？”“上海的法院怎么派这么年轻的法官来办理如此重大、如此有影响的案件？”他直言不讳。

  的确，这起案件的17位当事人中，年纪最长的已经85岁，最小的也已经49岁了，而法官王茜只是个刚生完宝宝的年轻妈妈。面对能否“驾驭”案件的质疑，王茜淡然一笑。

  曾经办理过华元果冻人身损害赔偿案、沪剧明星茅善玉名誉权侵权案件、黄圣依和周星驰公司解约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的王茜法官，主持庭审时与当事人一一沟通，不卑不亢。

  眼看着原告和三姐妹互不相让，加之案件难点纷呈，16名继承人以及第三人的各执己见，庭审举步维艰自不必说。“当事人间越系越紧的‘疙瘩’到底怎么解开？”王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考。

  “如果依照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直接判决各继承人的份额，这个案子并不难，但这样做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房屋一旦判为十几个继承人共有，若要处理房屋，需要这些人都同意，即便判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名下，他们谁也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，家族矛盾还将永无休止。”

  “不过，好在当事人都有房屋变现予以分割的共同诉求，如果这个共同诉求不变，案件就能找到突破口。”想到这儿，王茜的心里有了底儿。

  首次预备庭结束后，王茜并没有急于离开法庭，走下审判席的法官与当事人似乎多了几分亲近。几个继承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都围拢过来，他们纷纷表示：“能不能不要太快开庭？如果这么快开庭的话，案子结了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怎么办？”

  本案的继承人已经意识到，靠家族内部协商已经花去10余年，不但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使亲属关系更加疏离，已不可能完成房产变现分割。从拉家常似的闲聊中，王茜深感继承人们对于法院帮他们彻底化解家族矛盾充满期待。

  “只要当事人有共同利益、共同期许，调解不仅可以解决当事人的诉求，更可以促成大家庭重建亲情和谐相处。”预备庭结束后，调解的基调被确定了。

  寻找调解突破口

  十年积怨，冰山一角的缺口从何处打开？

  回到案件的原点，被告三姐妹最不能接受的是原告对其继承权的剥夺。这也恰恰是案件中最难啃的一块“硬骨头”。

  一开始法官与原告的沟通不是很顺利，为做通三原告的工作，放弃剥夺三姐妹继承权的诉讼请求，法官分头与老六、老七等人谈话、沟通。

  法官了解到，早期严家的老人对三姐妹还是很好的，其中两姐妹去美国发展还是家族长辈帮忙办理的手续。王茜特地多次联系老六严德泰，与他做了几次深谈。“你看，她们也是严家的三个孙女呀，年纪很小时，父亲就在文革中去世了，非常可怜，家里的老人对这三个孙女都是蛮同情的。”她一边帮严德泰回忆从前的事情，一边又将三姐妹的近况如实相告：“听说她们现在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，其中一人靠在超市打零工为生，另一人已身患癌症……”法官的一番话，唤起了老六严德泰对三姐妹儿时的回忆，也唤起了对她们从小失去父亲的同情，更唤起了对英年早逝的兄弟的怀念……

  老七严云泰是金融界人士，趁他到上海来时，法官和他算了笔“经济账”：“如果你们不同意撤销剥夺三姐妹继承权的请求，则三姐妹一定不会同意调解，本案最终一定会判决，不论怎样判决，必然有一方不服，会上诉，诉讼就要拖延时间，而房屋变现将遥遥无期，所谓的继承款更是纸上谈兵。”看到老七有了松动，法官接着说：“况且，即使剥夺三姐妹的继承权，你们每家并不会多分多少，从经济上讲，并不合算。”

  法官抓住每次与三原告见面、打电话的机会，从经济和情感两方面反复做工作：“从经济上算，调解有利于房屋出售变现，因为判决很可能会出现上诉等情况，让买家有顾虑。从亲情上讲，你们是这三姐妹的长辈，再生气也应该和为贵，对吧？”

  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，最后，77岁的老七严云泰终于表了态，同意放弃剥夺三姐妹继承权的诉请。

  刚开始曾质疑“我们这么多年都办不成的事，一个小法官能办成吗？”的严家继承人，对年轻的女法官开始刮目相看了。

  本案的突破口就此打开。

  难点逐一破解

  仿佛是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主审法官抓住这个时机，分别就案件中的调解难点，一一展开工作。

  由于调解中问题层出不穷，当事人又散居在世界各地，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非常困难，法官就与当事人约好时间打越洋电话。对打电话有困难的，就与当事人互发电子邮件沟通。

  到后来，很多当事人都养成了习惯，每周一早上八点半准时给主审法官打电话，了解案件进展情况。

  老六严德泰的孙子一直居住在严家这幢老屋，他没有正当工作，因为缺钱，就在两个地方破墙开店出租给他人，诉讼期间还拆了门、楼梯等到外面去卖，并叫人到房屋里赌博。海外的亲戚回来发现房屋被破坏得如此厉害，气愤地要求严德泰承担责任。

  面对亲友们的指责，严德泰表示：“这个孙子我实在管不了，他还不依不饶地逼我把继承款先给他，再管，我的老命也要搭上！”

  为此，主审法官把老六的孙子找到法院，当着他爷爷严德泰的面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，敦促其配合整个售房事宜，不能再随意破坏房屋。同时，主审法官也对严德泰放任孙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，希望其尽到长辈的监管职能。

  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  原本“一致对外”的三姐妹之间也在继承份额上产生了纠纷。法官一方面分别找三姐妹进行背靠背式谈话，寻找纠纷的症结。另一方面，调动一切可以借助的调解资源，如让从小看她们长大的姑姑从中间进行调停。

  老二遗孀张美珥通情达理，王茜法官知心地对她说：“在法庭上，你们叫我法官，走出法庭，我该叫你一声阿姨。你们的人生阅历和经验都比我要丰富。毕竟，你们都是一家人……”当得知三姐妹中的严嘉岭身患癌症，严嘉平也生活不宽裕时，张美珥表示愿意从自己这一份所得继承款中拿出50万元资助三姐妹。

  出乎法官意料的是，此时，老六严德泰也主动说：“我也愿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资助她们！”

  就这样，第三人的问题、案外人户口迁出的问题、长房一家内部的纷争……一个一个难题随着调解的深入迎刃而解。最终，所有的当事人在份额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  成功接洽买家

  16位继承人均同意售房，但怎么个卖法？由于顾虑重重，他们否决了拍卖方式。在主审法官王茜的建议下，继承人分头去寻找合适的买家，限期上报法院。经16位继承人商定，这套花园洋房底价为1.5亿元，但不拒绝比这个数字低的报价。房屋的出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主审法官也开始不断地接洽由继承人推荐的买家。对于每个买家，法官都不厌其烦、一遍一遍地告知买家案件情况、案件的风险，并且为所有继承人把关，要求买家如要参与竞价，必须在竞价成功后三十日内将房款全额打进法院账户，以防止有人浑水摸鱼。

  在此过程中，有的买家暗示法官：“如果帮助我们竞价成功，可以给100万元的中介费。”有的买家直接给法官快递了购物卡，这些都被法官一一回绝。

  在限定的竞价日内，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买家以略低于底价的价格向法院报价。然而，等法官征求了所有的当事人意见后，该买家退缩了，表示要退出竞价。

  在金融危机的寒潮中，这套花园洋房变得不容易卖出了。此时，当事人的情绪开始动摇，继承人内部又有人开始挑起事端。法官王茜没有气馁，反而抓紧奔走，因为她觉得若此房不卖，这家后人之间的矛盾将永无完结之日。

  法院一方面召集继承人就变现事宜进行商讨，稳定当事人的情绪，另一方面了解到，退出的买家并不是无意购买，而是认为近1.5亿元的价格过高。于是法官再次做继承人的工作，希望能够降低价格，“如能够顺利变现，你们可将取得的继承款在海外置业，现在是最佳时机。”

  通过将心比心的谈话，2009年1月，案件终于柳暗花明。继承人将底价由1.5亿元调整为1.2亿元，而买家在主审法官的工作下，也将价格提高至了1.27亿元，并承诺承担所有房屋交易的税费。

  2009年3月，1.27亿元房款打进上海一中院的账户。 

  【诉讼后】

  历时一年半终和解

  2009年3月6日，所有继承人都来到法院，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，并于当月领取了继承款。

  至此，这场长达一年半的继承调解“大战”，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，继承人之间重又握手言和，纷纷向法官表达谢意。

  几天后，主审法官王茜收到了老六严德泰的一封信，上面写道：“我母亲1994年去世，因家庭成员之间想法不统一，又分散在世界各地，15年过去，这大屋一直得不到解决。而今，能在你的调解下，于2009年3月6日得以画上圆满的句号，这和你的智慧，和恰到好处地掌握原则的分寸分不开，从而我们亲属之间可以和睦相处，我特向你表示尊敬，并表示深深的感谢。”并随信寄来他亲手为主审法官画的一张速写。

  旅居台湾的继承人张美珥，直至今日，仍然经常打电话问候主审法官。其亲属、台湾东吴大学法学教授也将本案作为教学经典案例，传授给他的学生。

  三姐妹的代理律师、上海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说，“我从1996年就作为代理人参与解决严家纠纷，如今已经历时十多年，对于各位当事人的情况也很了解，最初感觉彻底解决纠纷的可能几乎没有。我感觉，上海一中院法官的调解，是在法制的框架下运用智慧，使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。”。

  原告的代理人之一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记者：“我做了15年的律师了，这个案子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。”

  案件全部结束后，张美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家庭聚会，“那天，我也出席了，严家的几位老人和孙子、孙女们很多都来了，他们对承办法官还是念念不忘。我是做非诉业务的律师，可能以后没机会和本案的法官打交道了，但我真的希望和他们这种高素质的法官再次打交道。”

  来源：人民法院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