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案情简介】
（以下名字均为化名）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付某1，女，1952年6月4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付某2，男，1963年8月6日出生，现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某（付某2之妻），女，1963年11月11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付某3，女，1950年8月6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法定代理人：任某（付某3丈夫），男，1950年12月16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任某2（付某3之女），女，1980年8月30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付某4，女，1957年7月27日出生，现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付某5，男，1959年10月28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付某6，男，1943年7月28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海淀区。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付某7，男，1954年9月8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。

上诉人付某1因与被上诉人付某2、付某3、付某4、付某5、付某6、付某7继承纠纷一案，不服北京市民初12150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开庭进行了审理。上诉人付某1，被上诉人付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，付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2，付某4，付某5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付某1上诉请求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支持付某1一审诉讼请求。事实和理由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所谓“签名”不应扩大解释为摁压指纹，应仅指手写签名，这一认定不符合事实，没有尊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首先，在本案中，付某1提供的遗嘱形式合法，内容属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于其所立遗嘱产生的后果均有清楚的认识，该遗嘱的形成过程合法，不存在任何违背立遗嘱人真实意思的情形存在。而一审法院仅凭立遗嘱人未亲笔签名就认定遗嘱无效显然不妥，应从遗嘱人真实意思出发，来认定遗嘱是否有效。其次，李某所立遗嘱虽无其本人亲笔签字，但内容合法，见证场景和人员均符合要求，且见证律师将遗嘱内容逐字逐句地向李某进行了宣读，李某本人对此进行了确认，确为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。因此从代书遗嘱的立法宗旨上看，李某所立遗嘱应为有效。

付某2、付某3、付某4、付某5辩称，同意一审判决，不同意付某1的上诉请求。录像中，李某当时表示其不会写字，所以争议遗嘱效力存疑。

付某6、付某7经本院合法传唤，未到庭参加诉讼，庭前均向法院邮寄了书面意见，称尊重认可法院最后判决。

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判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姚家园村×号（以下简称姚家园村×号）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归付某1继承所有。

一审期间，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，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

付某8与李某系夫妻关系，付某8于1998年12月去世，生前未留遗嘱。李某于2015年11月21日去世。李某夫妇育有子女七人，即长子付某6、次子付某7、三子付某5、四子付某2、长女付某3、次女付某1、三女付某4。

付某8去世时，姚家园村有北房三间、东房两间、西房三间，上述房屋保留至今。

付某8去世后，李某与七位子女就姚家园村×号院内八间房屋的归属达成了协议，载明“姚家园现有住房及财产归母亲李某所有”。2000年，李某曾将付某5诉至法院，法院作出（2000）朝民初字第4503号民事判决书，判令姚家园村×号院内房屋归李某所有。现该判决书已生效。

2002年5月16日，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，李某分别将姚家园村×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三间、东房北数第二间赠与付某7，将该院内北房东数第二间、东房北数第一间赠与付某6。

2011年，付某5以分家析产纠纷案由将李某诉至法院，法院作出（2011）朝民初字第18371号民事调解书，认定姚家园村×号院内西厢房北数第一间归付某5所有。

2012年6月，李某曾以排除妨害纠纷案由将付某1诉至法院，法院作出（2012）朝民初字第21663号民事调解书，认定姚家园村×号院内西厢房北数第二间归付某1所有。

2014年6月，李某以返还原物纠纷案由将郭宝富（付某1丈夫）诉至法院，法院作出（2014）朝民初字第27271号民事调解书，认定姚家园村×号院内西厢房南数第一间归郭宝富所有。

2014年7月10日，经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提供代书遗嘱见证服务，形成了一份遗嘱，该份遗嘱的主要内容为“李某同意去世后，位于姚家园村×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归付某1继承所有，若该房拆迁，所有拆迁安置利益归付某1所有。”该份遗嘱的主文及“立遗嘱人李某”的手写签名均系张建代笔，但由李某摁压指纹确认，遗嘱落款处写明“代书人张建”、见证人“纪勇存、王国龙”字样。该日的录像材料中显示见证人向李某宣读了遗嘱的全文，后由李某摁压了指纹。

2015年5月21日，形成了另一份遗嘱，该份遗嘱的主文及李某的手写签名均由高国原（亦为代书人）书写，遗嘱列明的见证人分别是“高淑会、韩志胜、贾春玉”，列明的遗嘱受益人是“付某5”，主要内容为“李某同意姚家园村×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归付某5所有，该房所涉各种利益，包括出租收益、买卖收益和拆迁补偿、拆迁安置房等都归付某5所有。”付某5提交了订立该份遗嘱时的录像，在录像中显示李某靠床躺卧，一男子自称高国原坐在李某床边，概括地宣读了该份遗嘱的内容，由付某5的妻子端着印泥并抬着李某的手臂在该份遗嘱上摁压了指纹，录像的过程中未见李某提出异议。此外，付某5也在录像中出现。

本案中，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是：

当事人是否都对李某尽到了赡养义务。付某1及付某5均称自己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，并反驳对方未尽赡养义务。围绕此节，付某1未举证。付某5提交了租房协议书、调解协议、四人协议、付某7手写字据、抚养（赡养）协议，证明其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。付某1、付某3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。法院认为现有证据难以直接认定某一当事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，故对付某1、付某5的主张均不支持。

【一审认定与判决】

一审法院认为，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。公民可以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。本案中，姚家园村×号院内现存的八间房屋仅有北房东数第一间尚未分割处理，结合已有生效裁判文书，法院认定该房系李某的遗产。关于遗产的继承事宜，被继承人去世前，留有遗嘱的，按照遗嘱继承处理。未留有遗嘱的，应由其法定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分割遗产。针对付某1持有的律师见证书所涉李某的遗嘱与付某5持有的李某遗嘱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，以下详述：依据继承法之规定，代书遗嘱是遗嘱的形式之一，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，由其中一人代书，注明年、月、日，并由代书人、其他见证人、遗嘱人签名。本案中，付某1持有的律师见证书、付某5持有的遗嘱都非李某本人书写，故应分析上述两份文件是否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。一、代书遗嘱规定需“遗嘱人签名”，但在付某1和付某5持有的遗嘱中，李某均未签字，仅摁压了指纹。所谓“签名”，不应扩大解释为包括摁压指纹，应仅指手写签名。所以，就此点而言，上述两份遗嘱均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。二、在付某5持有的遗嘱中虽然由代书人写明遗嘱的主文，但结合录像材料，代书人并未全文宣读遗嘱的内容，仅概括性的介绍了遗嘱，此节，不符合订立代书遗嘱的要件。三、在付某5持有的遗嘱中，李某摁压的虽系本人指纹，但过程中却由付某5妻子扶持李某的手腕，此节，明显不当。四、在付某5持有的遗嘱中虽然列明了三位见证人，但并未在录像材料中逐一体现，法院难以认定订立遗嘱时三位见证人是否均在现场。所以，法院认为付某1和付某5持有的遗嘱均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，应认定为无效。遗嘱无效的，应适用法定继承的规则处理遗产分割事宜。同一顺位的继承人一般应当均等继承遗产。本案中，未见一方充分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，故法院均等分割涉案遗产。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当事人有答辩和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，付某6经法院合法传唤，未出庭应诉，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，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事实做出判决。

一审法院判决：一、付某1、付某5、付某6、付某7、付某2、付某3、付某4均等继承享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村×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的七分之一；二、驳回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本院二审期间，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。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付某1提交一份常住人口登记卡，证明李某是文盲，没有上过学，年轻时写字也是别人把着手写的。李某立遗嘱时已经是90多岁老人了，如果其会写字就不会写代书遗嘱了。付某5、付某2、付某3、付某4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，不认可其证明目的，认为李某生前一直在积极学习文化知识，也写过自己的名字，所以李某是会写自己名字的。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，本院认定如下：付某1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，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。

【二审认定与判决】

本院认为，结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，本案二审的焦点集中在2014年7月10日之代书遗嘱的效力。遗嘱是遗嘱人单方作出的在其死亡后才发生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，为了充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，确保遗嘱体现遗嘱人处分自己死后遗产的真实意思，应当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从严把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，由其中一人代书，注明年、月、日，并由代书人、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。本案中，涉诉的代书遗嘱上缺乏李某本人的签名，形式存在瑕疵，故此一审法院认定涉诉遗嘱无效并无不当。在此基础上，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继承的规则处理涉诉遗产，亦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，由付某1负担。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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